在中华文明探源与夏文化研究中，“中原”的历史概念与地理位置在学术研究中起着关键作用，成为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基石。
为此，近几十年内，中国考古学者产生了许多以“中原中心论”为主导的考古学学术理论，为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中游地区提供理论支撑。
但是，诞生中华文明的古“中原”地区，究竟是指今天地理概念中的哪个地区？却是一个没有权威学术结论与历史结论的历史悬案。
因此，只有确立古“中原”地区的具体位置，才能为中华文明探源与夏文化研究提供强力支撑.
我们才能正确推进中华文明探源与夏文化研究的稳步发展，并最终解决中华文明起源与中华民族形成的一系列历史问题。
传统观念认为，以黄河中游的河南洛阳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在中国历史朝代变迁中曾经经历过长期承担过政权统治中心的地位，因此，洛阳地区也就是“中原”概念产生的原始地区，是当之无愧的“中原”地区。
但是，长期的政权统治中心并不一定是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心地区，只不过是因为长期的政权统治中心，潜移默化地挪用了“中原”名称，为政权统治正统提供合法性而已。
要解开“中原”的原始地理所指，只有探寻“中原”名称出现的原始出处，才能正确理解“中原”概念的原始意义，才能正确探明中华文明起源的独特性与伟大性，为世界人类文明的发展提供正确的方向。
“早期文献中”中原”的意思是宽广空旷而宜于农耕的肥沃大坪。但若仔细探究今日常用的”中原”概念，即会发现其意思不符合最基本的地理事实。
现在的”中原”概念，经常涵盖河南、陕西和山西之南部——即周文明的核心地区，这明确是违背自然地貌的一种政治性概念，因为此区域代表从周到北宋这些统一大国的中心区。但从自然地理的角度来看，这一”中原”的命名似有不妥。
因为本地区包含了平原、山脉与峡谷，呈现出一种支离破碎的地貌。”。知名汉学家郭静云教授对当今主流“中原”观点与原始“中原”概念作出如上总结，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一河南洛阳地区为主导的“中原”定义与原始中原概念的矛盾之处。
从地理地貌上，基本否定了主流学派的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观念；也基本否定了建立在“中原中心论”基础上，构建的一系列中华文明起源黄河中游地区说。
中原，又称华夏、中土，是华夏民族的摇篮，是华夏文明和中华文明的发祥地，被视为天下中心，本意为“天下至中的原野”，后演变为指黄河中下游地区。
但是，当今“中原”既然是“演变为指黄河中下游地区”，那就说明原始的“中原”概念并不是产生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当今学术界对“中原”的认识只是演变后的产物，以洛阳为中心地区的山地丘陵地理地貌也证明了其与“天下至中的原野”概念的大相径庭。
中原一词最早出现于《诗经》，意思是原野，原野之中。《小雅·南有嘉鱼之什·吉日》“瞻彼中原，其祁孔有”与《小雅·节南山之什·小宛》“中原有菽，庶民采之”，是“中原”概念的最早出处。
因为《诗经》原意中并未指定确切地理方位与地理位置，这就给了“中原”演变产生于黄河中下游地区说提供了机会，成为左右中华文明探源与夏文化研究方向的错误依据。
虽然《诗经》原文中并未指明“中原”的确切地理方位与地理位置，但也为我们提供了难得的研究标准与目标。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的原文意思是“遥望原野漫无边，地方广大物富有”。一望无际、平坦广阔的原野平原，是中原的地貌特征；丰富的物产、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富饶的土地，是中原的物产资源特征。
与这些丰富物产特征相匹配的环境特征，必然是优越的气候条件、优越的水环境条件、优越的雨水条件、优越的土壤环境。这些是确立原始“中原”地理位置的必备环境条件。
显然，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认知，并不符合这些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条件，洛阳只是比较适于作为政权统治的地理环境条件。
如果《诗经》的“瞻彼中原，其祁孔有”确立了中原的自然气候环境条件，那么“中原有菽，庶民采之”就为我们指明了古中原的具体地理位置，成为我们从根本上破解古中原地理的关键证据、关键线索。
“菽”为豆类的总称，“菽者稼最强。古谓之尗，汉谓之豆，今字作菽。菽者，众豆之总名。然大豆曰菽，豆苗曰霍，小豆则曰荅。”——《春秋·考异邮》。
《物理论》众豆之总名，《诗·幽风》“禾麻菽麦”，《春秋·定元年》“陨霜杀菽”，《礼·檀弓》“王注熬豆而食曰啜菽”。稻、黍、稷、麦、菽是中国人民传统的五谷，养育着中华先民。
因此，“中原有菽，庶民采之”中原盛产各种豆类，成为普通民众的重要食物来源；盛产多种豆类的地区，才是古中原的原始地区，为中华民族先民提供丰富的蛋白质营养，促进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
在世界人类农业文明发展中，在中国起源的农作物主要包括水稻、小米、大豆、荞麦等，其中的大豆就是最主要的豆类品种，也称为黄豆，成为孕育中华文明的一种主要农业作物。中国传统美食——豆腐，就是以大豆为原料，古代称之为“菽乳”。
因为大豆在古代做为食物，基本以整食为主，口感不佳，只能做为充饥之食，长期以来只是作为下层普通百姓的食物，此谓“中原有菽，庶民采之”的原因。
普通民众将黄豆煮熟直接食用的方式，称为“菽水”，指豆和水，被指菲薄的饮食，形容生活的清苦；“菽水藜藿”也形容为粗茶淡饭。可见，菽豆在古代也只是普通民众的充饥之食，被排在五谷之末。
我国是“菽乳”豆腐的发祥地。相传，淮南王刘安（公元前177-122年）的母亲喜欢吃黄豆，有一次其母因病不能吃整粒黄豆，刘安就叫人把黄豆磨成粉，怕粉太干，便冲入些水熬成豆乳，又怕味淡，再放些盐卤，结果凝成了块状的东西，即豆腐花。
淮南王之母吃了很高兴，病势好转，于是豆腐就流传了下来。而豆腐的制作很可能是刘安在组织方士们炼丹实践中发明的。方士们在炼丹中使用了许多矿物和无机盐，偶尔发现石膏或其他盐类可以凝固豆乳做豆腐。
宋朝著名诗人朱熹诗曰：“种豆豆苒稀，力竭心已腐，早知淮南术，安坐获泉布。”并自注“世传豆腐本为淮南王术”。明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谷部豆腐》：“豆腐之法，始于前汉淮南王刘安”。
从“菽乳”豆腐的制作发祥于淮河中游的淮南地区来判断，在古代黄豆是淮南地区的重要农业作物，是普通民众的主要食物来源，当没有问题。
在靠天吃饭的古代农业，也只有黄豆的原产地，依靠黄豆自然生长的气候雨水环境土壤条件，实现黄豆的丰收，也才能成为普通民众的主要食物。
因为民众的经常性、长期性食用黄豆，才能在一种偶然条件下，创造性地将口感不佳的黄豆加工为今天的世界美食——豆腐，风靡全球，为世界人类发展提供高蛋白质的食物来源。
在宋初陶谷的《清异录》中发现了有关豆腐的最早记载：“日市豆腐数个，邑人呼豆腐为小宰羊”，生动地说明了豆腐的营养价值。
淮南所在淮河中游的涂山地区，在古地方志中“又名邑”，古代当地人士自称为“邑人”。
西周周宣王时期，《诗经》的采集者尹吉甫，奉周宣王之命，来到南淮夷征收淮夷地区的赋税“王令甲政（征）司（治）成周四方责（积），至于南淮夷，淮夷旧我帛畮（贿）人，毋敢不出其帛、其责（积）、其进人，其贾”（兮甲盘）。
尹吉甫征收淮夷地区税赋的地方，正是位于淮河中游涂山所在地区的四方湖古城。《诗经》中的大部分篇幅，正是采集、创作于四方湖古城地区的民歌。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真实地反映了南淮夷四方湖古城地区的风土人情，将四方湖古城地区盛产大豆作物，真实地反映在《小雅•节南山之什•小宛》诗作中。
在《诗经•七日》诗作中“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农夫”，将淮河中游四方湖古城地区丰富的物产，一年四季的瓜果农作物描绘的具体而详细，再现了古代四方湖古城地区人民的富足生活。
在四方湖古城人民富足的生活条件下，华夏文化、中华文明因此而逐渐形成诞生，真实反映四方湖古城地区人民生活情景的《诗经》，也由尹吉甫的采集整理而成中华文化之祖。
淮河四方湖古城地区之所以物产如此丰富，是有其得天独厚的地理、自然、气候、土壤、环境条件，符合“宽广空旷而宜于农耕的肥沃土地”“遥望原野漫无边，地方广大物富有”的原始“中原”概念。
《后汉书•东夷传》对此总结道：“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万物柢地而出。故天性柔顺，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国焉。夷有九种，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故孔子欲居九夷也。”。
“万物柢地而出”造就了四方湖古城地区的丰富物产，丰富的物产形成了四方湖古城地区“言仁而好生”的中华思想，以“故孔子欲居九夷也”，成为圣人孔子向往的地方、向往的生活。
综上所述：
从“中原”的原始意义“宽广空旷而宜于农耕的肥沃土地，原野宽广漫无边，地方广大物富有”等特征来看。
从《诗经》出处的原始农作物特征“中原有菽，庶民采之”来判断，从《诗经》的采集地与采集者尹吉甫的人生履历轨迹来判断，与中华文明形成息息相关的古中原。
它们都是指向淮河四方湖古城所属的广大平原地区，而非为山地、丘陵所包围限制的黄河中游洛阳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