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西游记》(以下简称“《西》”)此书的性质，大家普遍公认其是一部中国古典神魔小说。
这一名称源于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的提法。这一类型的代表作还有《封神演义》等。说得再具体一些，《西游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浪漫主义章回体长篇神魔小说。
南开大学教授陈洪先生称《西游记》为“把宗教游戏化的奇书”。他讲道，此书中有大量的宗教内容，但它不是一本正经的宣教，而是将其“游戏化”，它很好玩。说它是“奇书”，是因为里面有诸多谜团。
关于定性，陈洪先生认为：
“它是中国第一部游记形式叙事的长篇小说，第一部集中反映中国人宗教观念的长篇小说；是中国最浅显、又最费解的文学经典；是中国最滑稽又最严肃的文学经典；是最具国际性的古代作品，又是最被后现代、大话所青睐的作品。”
《西游记》英文版本作者、英国翻译家卫利指出：
“《西游记》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糅合了美丽与荒诞、深奥与无稽。传说、寓言、宗教、历史、反官僚的讽谕与纯粹的诗词——所有这些迥然相异的要素都囊括在这部小说里。”
该书成书于16世纪明朝中叶，讲述了唐三藏与徒弟西天取经的故事，主要表现了“惩恶扬善”的古老主题，问世以来在国内外广为流传。当然还表现了其他主题。
(一)“惩恶扬善”主题
此主题十分显明，从第二部分讲述唐僧身世时，皇帝派兵铲除恶人(见“附录”)；到第三部分，师徒一路降妖除魔、做善事好事等，此主题贯穿始终。
小说最后，主人公孙悟空因“归于释教，隐恶扬善，炼魔降怪有功，全终全始”，被佛祖封为“斗战胜佛”。
(二) “巧妙讽刺批判社会现实”主题
鲁迅先生指出，《西游记》“讽刺揶揄则取当时世态，加以铺张描写。”小说带有作者吴承恩本人在实际遭遇上不平的抒发与寄托。
吴承恩(约1500—1582，一说1506-1580），江苏淮安人。少年时便诗词歌赋，无所不通，“以文名冠于乡里”。
天启《淮安县志》评价他“性敏多慧，博及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清雅流丽，有秦少游之风。”。
但他却和蒲松龄一样不顺，多次科考不第，直至约50岁才补上岁贡，且仅做过短期的长兴县丞，干了一两年，便和陶渊明一样，“耻折腰，遂拂袖而归。”。
他空有远大志向、抱负，在现实中不能实现。于是他便将济世匡时、除暴安良的理想和愿望寄于《西游记》中了。
明朝中后期，国势由盛转衰，宦官长期干政，社会矛盾激化。生于这一时期的吴承恩经历着诸多社会矛盾：吏治腐败、经济凋敝、民生寥落等。
《西》中虚幻的神魔世界，便是真实的社会现实生活的投影。玉帝的天宫便是人间朝廷的投影；取经路上的妖魔鬼怪、坎坷磨难，便是社会诸多病态的反映。
吴承恩在《禹鼎志序》中说过，“说神道鬼都是手段，讽喻世事才是真正目的。”
书中妖精(有、无背景)的迥异命运，可视作现实社会不良“潜规则”盛行的投影。
第九十八回，看守藏经阁的阿傩、迦叶两位尊者，公开向唐僧索要好处——“圣僧东土到此，有些什么人事送我们？快拿出来，好传经与你去。”。
后来，“仍问唐僧要些人事。”在佛教圣地，如此人物明目张胆的索贿，正是对明朝官场普遍索贿、行贿风气的一种暗讽。
比丘国王用1111个小儿心肝做药引子的荒唐可耻之事影射了嘉靖帝。为了纵欲，嘉靖曾用女童初次月经炼制红铅服用，并命人从民间选取了近500名8～14岁的女童。
这些女童的下场要么成了宫女，要么凄惨地死去。书中宝象国国王因为失了三公主，于是“两班文武官，也不知贬退了多少，大小婢子太监，也不知打死了多少”，这种迁怒、冤杀着实可恶、悲剧。
紧接着“国王哭之许久，便问两班文武：‘哪个敢兴兵领将，与寡人捉获妖魔，救我百花公主？’连问数声，更无一人敢答。
真是木雕成的武将，泥塑就的文官。”所折射的正是明代中后期统治阶级的昏庸、无能。此类影射、讽刺在书中比比皆是，非常明显，由此后人便不难理解《西游记》为什么在明代被列为“禁书”了。
(三) “修心或修炼”主题
明代中后期，理学和心学思潮盛行。明代政治人物、作家谢肇淛称：
“《西游记》蔓衍虚诞，而其纵横变化，以猿为心之神以猪为意之驰，其始之放纵，上天下地，莫能禁制，而归于紧箍一咒，能使心猿驯服，至死靡他，盖亦求放心之喻，非浪作也。《西游记》为三教合一心学也。”故西天取经可视为修心、修炼的过程。
(四) 斗争主题
小说主要以主人公孙悟空这一形象表现、反映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此外还有一些其他论点。多主题、论点也正是小说名著的丰富涵蕴与魅力体现。
笔者在此提醒诸位读者需要注意明辨文学阐释中的“误读”。因着文学具有的丰富蕴涵性，故在阐释时“正误”“反误”都有许多。
“正误”用来指代对作品误解或误读的一种情形，是指读者的理解与作者的创作本义有所牴牾，但作品本身却客观上显示了读者理解的内涵。
从而使得这种“误读”令一些人信服，从而具有一定的意义与价值。与之相对照的则是错误的“反误”。
对《西游记》的阐释，代表性“正误”观点如：小说体现了人民群众的斗争愿望，开始是孙悟空和统治者斗，之后和妖魔及自然灾害、恶劣环境斗，表现了人类斗争、进取的精神。
笔者也提出一个观点：孙悟空从一个体制的叛逆者、挑战者转变为一个体制的顺从者、得益者终至体制内成员，固然有作者主讲佛家故事，并“崇佛抑道”的缘故。
但也反映了作者在当时黑暗社会现实中的矛盾、挣扎与无奈、无力。
有一些似是而非、穿凿附会或直接差误的“反误”性观点需要我们明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