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读后感3000字
一、本书简介
《乡土中国》是费孝通著述的一部研究中国农村的作品。全书由12篇文章组成，涉及乡土社会人文环境、传统社会结构、权力分配、道德体系、法礼、血缘地缘等各方面。在《乡土中国》中，作者用通俗、简洁的语言对中国的基层社会的主要特征进行了概述和分析，全面展现了中国基层社会的面貌。全书主要探讨了差序格局、男女有别、家族、血缘和地缘等。该书语言流畅，浅显易懂。
《乡土中国》出版于1948年，是作者在西南联大教授乡村社会学时的演讲稿合编而成。所以，其探讨的中国社会现象必然和当今社会有一定的出入。例如，在首篇《乡村本色》中说道，中国的乡下人是离不开土地的，然而在改革开放之后，却出现了数以亿计的进城务工的乡下人，俗称叫做“农民工”。一个人，既是农民，又是工人，这种戏剧性的重合身份与我国现在急剧变化的社会不无关系。不过，书中的一些现象在至今的乡村社会中依然保留，为我们了解中国社会有着很大的参考意义。因此，下面我将尝试用一种现代化的视角，综合考虑传播学、社会学等因素，结合本书内容来反思中国社会的变革。
二、乡土中国与现代化中国
什么是现代化？每当听到这个名词时，我们都有一种“似曾相识燕归来”却只能“小园香径独徘徊”的感觉。其实最早的现代化概念可以追溯到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斯宾塞把社会看成一个不断进步的有机整体，社会的进步变现在社会结构的不断分化。社会总是由低级走向高级。然而这恰恰与中国的传统意识相反：从孔子的“尊崇三代”到近代的“祖宗之法不可废”，都表现出传统中国社会对于“进步”的排斥。可以说，乡土的中国是反“现代化”的中国。因而，要想让中国走向近代化，首先就是要对乡土中国的摧毁①。现代对于乡土文化的摧毁当然不是用一种“暴力”的方式，而是用一种相对温和、渐进的手段。把这个手段用四个字概括一下就是“市场经济”。
土地、资本、劳动力和企业家是组织生产的四大要素。经济想要发展，就必须让这四个要素活跃起来。随着政府放松对户籍的控制，和价格信号的引导，大量的乡下中国人进入到城市，他们摆脱了“熟人”社会，进入到一个陌生人互相协作的组织当中。大量的廉价劳动力的涌入促进了城市的蓬勃发展；城市的蓬勃发展创造了更多的致富路径，因而吸引了更多的乡村劳动力。这就带来了两个结果：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
经济的快速发展促进了中国乡村收入的增加和数字型媒体在乡村的普及。这消除了乡村与城市的空间感。无论是城市的孩子还是乡村的孩子，他们刷着同样的微博，玩着同样的游戏，操作的同样的网络话语。快速的城市化则使得农村劳动力迅速减少，进城上学成为一种风尚。这两个要素的融合便会让中国“乡土性文化”解构。我们可以体验到，大众传媒在乡土中国的瓦解过程中的重要性了，如果120年前有微博的话，戊戌六君子可能就不用以鲜血唤醒中国人了。鉴于传媒的重要性，下一节，我尝试着用传播的角度看待中国乡村社会的文字下乡。
三、文字下乡与传播的偏向
《文字下乡》与《再论文字下乡》。这两章说明了一个问题——乡土社会不用文字绝不能说是“愚”的表现。文字是人和人传情达意的过程中受到阻隔的产物，但在乡土社会中，“面对面的往来是直接接触，为什么舍比较完善的语言而采文字呢？”其实，还有更多的不需要声音和文字参与的“特殊语言”可用来作象征的原料，如表情、动作等，它们比语言更有效。“所以在乡土社会中，不但文字是多余的，连说话都不是传达情意的惟一象征体系。”从费孝通对于文字之于乡土中国的作用来看，像极了英尼斯在《传播的偏向》中对于文字和口语的论述。在英尼斯的眼中，口有语言、黏土、石头等属于时间偏向型的媒介；而文字、印刷等则属于空间偏向型的媒介。所谓时间偏向型媒介就是更容易传播在时间上延续的媒介；空间偏向型媒介就是更容易传播在空间中扩散的媒介。
在口头传播中“眼睛、耳朵、大脑以及其他感官之间协同合作，给人留下以整体而深刻的印象”，而与此形成的口语文化自然更容易内化到人的心灵，沉淀为恒久绵长的文化传统。因而在口头文化里，人与人之间的心灵是“相互通融”的，两人通过口头传播增进对于彼此的了解，因而双方的关系是一种暖融融的，热的关系。这种关系依靠情感而非契约来维护。
在文字传播为主导的文化中，视觉感官得到了延长，而其他的感官却因无用而殆尽，单一的感官必然带来的是一种局限性的，抽象性的理解，因而与口头传播相比，文字传播表现出了冷酷和理性。这种理性和传统的乡村情感显然是格格不入的，然而随着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乡村在也不会返回到过去那种单纯依靠口头传播的方式。受过一定教育的，改用文字传播的现代乡村人不在像以前那样的“淳朴”，农村人际间的暖融融的关系也正在随着知识的普及而消解。
四、私人道德与社会契约
费孝通先生用“差序格局”这一名词来描述乡村中国的社会关系。费孝通在书中将中国的格局比作“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依照这种关系，就出现了中国特有的私人道德：以爱“自我”为中心，情感强度随着关系的减弱而递减。因而，孔子的两大美德即为“勿施于人”和“推己及人”②。
这种差序格局和社会契约是完全相反的。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要求全体人制约全体人，也就是服从公意。而公意就是公共利益的代表，是个人意志的综合。因而在卢梭为代表的现代化政治体系中，社会关系是一种去“中心化”的、离散型的关系，公众之间互相让渡权利，因而没有“核心”，真正的核心来自于最后形成的共识。很显然，去个人化是达成现代化大规模协作的必要条件。只有去掉以“自我”为中心的私人道德，才会产生公共意识，才能增强社会间的凝聚力。因而现代社会中，平等和自由③比“推己及人”更为重要。
五、礼治与法治
社会学家涂尔干用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区分了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两种社会团结类型。在机械团结中，由于缺少分工，人们依靠强烈的集体意识将同质性的个体捆绑在一起。同质化越严重的集体就会表现出越强烈的集体意识。而浩繁的礼节就是集体意识的具体体现。这种集体意识使得法律有着严格的压迫性的特点，任何反对集体意识（也就是出轨行为）的行为都将被视作对集体的冒犯，而非对个人权利的侵害。因而这种法律有着强烈的情感色彩。例如，在古代儿子打父亲要担负巨大惩罚，这并非处于对于个体“父亲”人身安全的保护，而是处于“孝”这个集体意识的维护。这也是为什么古代法家思想与“依法治国”思想不同的原因之一。很显然，这种集体意识感强烈的法律是对所有人的一种束缚，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阐述了现代法律与乡土中国的不兼容性；却没有叙述在乡土上产生的这种法律本身对人的压迫。
总结：现代化的中国一定会更好吗？
从费孝通先生的书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上世纪40年代的乡村中国，那是一种淳朴而又自然的社会。由于没有现代化的“理性思维”，每个人之间的关系简单而又浓厚。然而，这样的社会里也存在着男女不平等，社会共同体压迫等现象。而现在社会呢，很显然比以前更高效，更自由，更民主。然而人们之间的关系却在僵化。从马克思的拜物教与异化，到韦伯的科层制，再到法兰克福对于现代文化工业的批判，无不包含着对于现代社会高效率背后种种危机的反思。因而我们不能说哪种社会是更好的。
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人类社会并不会退回到以前的状态，依照齐美尔的形式社会学来看，人类社会一旦产生，就成为一个客观的实体，与人类的心理相分离。我们不可能随心所欲的控制这个共同体的走向。因而人们能做的这就是处理好当下。显然，乡土中国这样的书籍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纵向看待社会的视角。我们虽然不能回到过去，但是可以把过去当成一种经验，与当今做出种种对照，在此基础上，寻找出一种更有效的社会治理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