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曲,是盛行于元代的一种文艺形式,为元代儒客文人智慧精髓,包括杂剧和散曲,有时专指杂剧。 杂剧,宋代以滑稽搞笑为特点的一种表演形式,元代发展成戏曲形式。

每本以四折为主,在开头或折间另加楔子,每折用同宫调同韵的北曲套曲和宾白组成。

若是将元曲视为一种“商品”,再分析它为何会走向没落,也许更为客观。

任何一门艺术,在它形成、发展中,都会或多或少借鉴“同行”的优点,在融合中形成自己的特色,在传播中,又会“入乡随俗”,获得更为广泛的支持。

就如南戏的发展,它形成的四个声腔,让它的生命力更强,也更为持久。

元曲的兴起,时代背景有点特殊,科举大门关了有七十八年之久,即使在元太宗九年(公元1237年)恢复过科举,但是,名额上依然有限制。

这是个什么概念?

就是说,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和南人拿到的名额,只有当时入取人数的一半。就是杯水车薪嘛,于是,读书人都去搞创作了。

元曲的体制是有若干规定的,但是,在发展初期,作为一门新兴的艺术,至少在语言和题材上,可以说是百花齐放,并没有什么“行业标准”等诸多限制。

所以,很多优秀的作品大都集中于前期,到了后期,更多的文人涌进了这片创作领域时,就开始讲究:该有的题材就写的差不多了,怎么突破?于是,就偏重语言和格律。

这非常像一个新兴行业的发展,起初无标准,市场培育得差不多了,开始完善细节,对于商品生产而言自然是好事,规范了。

但是,于艺术发展来说,它给自己圈了地,禁锢在了一个有限的空间,如何再生长呢?艺术是需要不停的滋养再创新的,若是满足于已有的成就,那么,基本就宣告差不多要结束了。

看元散曲,到了后期更多的人将精力放在了评论曲学和研究音律上,这对元曲的发展自然意义重大,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限制了创新。

这就好比解一道数学题,可以用函数也可以用方程,但是,这时旁边有人出声,这题我做过,用函数解题更快。那么,之后的解题者若是偷懒,就不会再思索其它的解题思路了。

后人在进行创作时,前人大师的作品一定会拜读,也会看看一些“评论”,若是有太多条框的限制,可能一些本来有的想法就会打消。

那时文人搞创作,纯粹是为了兴趣的应该不多,更多是要投放市场,自然会寻找更有利于自己的方式。

所以,这怎么会有利于创新呢?

既然,元曲的兴盛和科举有关,那么,明取代元后,元曲赖以生存的那个环境等于发生了质的改变,注定元曲只会日渐式微。

有人分析,元曲事实上就是极具地域特色的声腔剧种。元曲是从北往南走,南下的过程中有一个障碍,就是如何克服方言。

同时,南方还有南戏。元杂剧的特色是一人主唱,其他人都是说白,而且,还限制是一本四折,这和南戏相比,完全不占上风。

明、清以后,曲乐分家,兼通二者的人越发少了,曲师也不受重视,文人又可以参加科考了,创作的人都没了,还谈什么发展呢?

事实上,创作者一直在努力发展元杂剧。

关汉卿就是将南曲引入杂剧的第一人,《望江亭》的第三折,就引入南曲的“马鞍儿”。这就打破了元杂剧“一人唱”的定律,“马鞍儿”可以由多个角色演唱。

不过,关汉卿虽引入了南曲,但还是用“这厮每扮南戏哪!”来提示观众。

只是,后来的社会风气变了,时尚潮流也变了,南曲越发强势,元杂剧也变了,不再是热闹的市井唱曲,又重新回到了案头,字和腔的剥离,成为了没有了曲的文字。

元曲的衰落是必然的。

这个命题很多人从多个角度探讨过,培育它的土壤不再,应是最主要因素,但是,创作者自囿于形式,则是加快元曲脱离大众视野的催化剂。

元曲的受众群体大多是老百姓,他们不要听那些什么阳春白雪的雅调,插科打诨的大白话才能讨到共鸣。

看元曲的兴起,它真正来自于民间,虽然,用的是北方的小调,但是,语言却是源于生活的。元曲的文字为何如此泼辣、大胆?

若是去市井听听那些吵吵囔囔的声音,就一点都不奇怪了。

有人分析是创作者表达对社会的不满,事实上,这种语言艺术正是市井语言“糙”的体现。后来,连这个都没了,谁还愿意去看,去听呢?

当然,元代整体的没落,对元曲的影响也是很大,再加上,如南曲类其它表演艺术的繁盛,元曲就慢慢退缩了。没有优秀的作品来传播它,注定只能眼看他人登上舞台。

当然,元曲虽然没落了,但是,它留下的那些优秀作品,不但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更是指引着后人,如何在文化艺术的创作道路上开辟一条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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