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号是帝制时代帝王为了纪年所立之名号，延续了两千多年。
随着清朝的崩溃和覆灭，年号与人们的生活渐行渐远，现如今，也只有日本还在使用。回过头来，我们看看年号的起源。
年号的起源：武帝创制
《宋书·礼志一》载：魏明帝初，司空王朗议：“古者有年数，无年号，汉初犹然。或有世而改，有中元、后元。元改弥数，中、后之号不足，故更假取美名，非古也。述春秋之事，曰隐公元年，则简而易知。载汉世之事，曰建元元年，则后不见。宜若古称元而已。”
这段记载说的是王朗（没错，小说里被诸葛亮骂死的那个）劝魏明帝弃用年号，从他上书内容我们可以知道，汉初及以前是没有年号的。在此之前，广泛实行的是君主纪年法。
当新君即位后，往往会于次年改元，称元年，随着新君在位年数依次往后推，称二年、三年、四年。当君主去世后，纪年前面加上君主的谥号以作区分，比如《春秋·隐公元年》，记载的就是鲁隐公元年的事。
在这段漫长的君主纪年法历程中，出现了两个异类，一个是“共和”纪年，另一个是改元。
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这是我国历史有明确不间断纪年的开始，这一年周王畿发生暴动，周厉王被驱逐，也没人出来勤王或拥立某位王子，但国事总要有人处理，众人商议后推举出了执政官，一说由召穆公、周定公共同执政，故称“共和”；一说是共伯和执政，简称“共和”。说白了，“共和”纪年就是君主纪年法的另一种形式。
君主纪年法下，大多数时候，一个君主一生只有一个元年，但战国时期有些君主打破了这个传统。
《史记·秦本纪》载：（秦惠文君）十四年，更为元年。
“更为元年”也就是“改元”，指的是君主在即位若干年后再次改动元年，秦惠文君在即位十四年后称王，故而重新计算元年，第二个元年称秦惠文王元年。
在一片由传统构织的黑幕上，这两个非传统行为就成了最闪亮的星，最容易吸引人的注意，甚至有人将二者奉为年号的起始，可事实上，“共和”跟年号毫无关系，改元可能还沾点边。
沾边的原因在于汉武帝的父祖也学会了改元。
按照当时的惯例，君主在一般情况下是不会改元的，秦惠文王是因为称号改变才行此前无古人之举，而汉文帝却是因为迷信才打破传统，给后世开了个不好的头。
《史记·孝文本纪》载：十七年，得玉杯，刻曰：“人主延寿”。于是天子始更为元年，令天下大酺。其岁，新垣平事觉，夷三族。
这是汉文帝执政生涯中少有的污点之一，方士新垣平以望气得宠于汉文帝，官至上大夫。随后他趁热打铁，向汉文帝献上天（新）赐（造）的玉杯，汉文帝大悦，改元以示重视，向上天祈求自己能够长生。
很快，新垣平造假的事情就被廷尉张释之查出，汉文帝幡然醒悟，将新垣平交付廷尉审问，张释之给新垣平定了一个大逆不道的罪名，夷灭其三族。
人是处死了，可元年已经改了，总不能再废除，后世之君也是只学表面，经常是一得祥瑞就改元，故意忽略汉文帝被骗的事实，个中优异者，就是汉文帝的儿子汉景帝和孙子汉武帝。
汉文帝改元前后并没有改变称呼，为表区分，史学家将前一个元年称元年，后一个元年称后元年。汉景帝则更进一步，改了两次元年，于是有了元年、中元年和后元年。至于汉武帝嘛，他的在位时间比父祖加起来都长，改元次数也更多，前中后已经完全不够用了，可一二三又不好听，怎么办呢？
《史记·封禅书》载：其后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数。一元曰“建”，二元以长星曰“光”，三元以郊得一角兽曰“狩”云。
这里应该是有缺漏的，因为大量资料表明，元狩是汉武帝第四个年号，元朔才是第三个，三元后面缺了一段。
年号的寓意：上承天命
尽管已经确定是汉武帝开发了年号这一纪年方式，但对于汉武帝就是哪年创立年号却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换而言之，大家为哪个年号最早诞生而争论不休。
主要的说法有三个，第一个是建元。
《汉书·武帝纪》载：建元元年冬十月，颜师古注：自古帝王未有年号，始起于此。
建元元年是公元前140年，也就是汉武帝继位后的第二年，如果没有年号的话，这一年将被后世称为汉武帝元年。
不过这样一来，就把年号的出现提前到了汉武帝即位次年，跟《史记·封禅书》的记载出现了直接抵触。
从逻辑上分析的话，汉武帝是出于怎样的目的才会在一上位就推出年号这种从未有过的新事物的呢？明明这时候他才16岁，朝政大权由祖母窦太后把持，他的权力并不大。
从窦太后的执政思路来看，她是个典型的保守派，恪守与民休息的无为而治，不愿对下层作过多的干预，而年号恰恰是自上而下统一整个国家纪年方式的事物，与其思路相抵，如果汉武帝在即位之初就推行年号，为什么连一点水花都没溅起来，既不见窦太后支持，又不见窦太后反对？
第二个是元鼎。
这一说法建立在《史记·封禅书》之上，认为汉武帝在得到宝鼎后改元“元鼎”，而在此之前，汉武帝只有纪年，没有年号，于是追加了建元、元光、元朔和元狩四个年号。
这一说法的重点在于得到宝鼎的时间不是元鼎元年，而是元鼎四年，如果此前已有年号，那应当是先颁布年号然后计算年数，怎么会有发布年号前就有几年预备等待的道理？
2003年出土的长沙走马楼西汉简牍中，编号0722的简文出现了“帝十五年七月庚申贡，凡五十”，编号0109的简文记载“北平大女南，母姊占，定王四年产，尽今五年年二十八”。
长沙定王刘发是汉景帝的第六子，汉武帝的异母兄，汉景帝前元二年（公元前155年）受封为长沙王。这个叫占的女子，出生于长沙定王四年，到今五年二十八岁，说明这时候的长沙王是刘发的儿子长沙戴王刘庸，因其尚在世，故称今，属于典型的君主纪年法。
长沙王在汉景帝时期才受封，“帝”不可能指汉文帝，而汉景帝压根就没有到十五年的纪年，再算上刘庸的生平，那这个“帝”只能是汉武帝，同样因为他尚在世，没有谥号，故称“帝”。
既然能够算到十五年，那就说明汉武帝在位前期根本没有改元，建元、元光和元朔（部分）的年份都合起来，才能达到十五年。
第三个是太初。
这一说法是第二个的变种，只是将使用年号的时间往后推迟到太初元年，前面的六个年号均定为追加。
太初元年发生了一件大事。汉武帝下诏将实行多年的颛顼历废除，改用太初历，这也是先行农历的最早版本。
太初历作为历法，自当推行全国，这与年号的目的相同，汉武帝同时推出年号，在逻辑上是说得通的，但还需要更多的依据来支撑。
不管年号起源于哪年，就汉武帝在位时期的11个年号来说，改元的间隔是基本固定的，而且这种固定还传了下去。
西汉诸帝中，汉武帝前六个年号（太初以前）都是六年一换，后面四个年号是四年一改；汉昭帝年号六年一变；汉宣帝四年一变；汉元帝五年一改；汉成帝四年一改。
每个皇帝都有属于自己的改元周期，而且跟前一任都不同，这可能跟当时流行的阴阳术数有关，皇帝希望通过周期性的改元来达到契合天命周期的目的，进而延年益寿。
年号的目的：下驭诸侯
从上面的简文可以看到，长沙国内并不完全使用汉帝纪年，也有自己的诸侯王纪年，为了区分，会在汉帝纪年前面加上帝或者某（谥号）帝。
这种现象是先秦时期分封制的遗留，在孔子编纂的《春秋》当中，处处以周礼为标杆，即便如此，《春秋》的纪年也是以鲁国君主为准，因为这是鲁国的国史，周王虽为天子，却也只能占一个“王正月”的位置，不能拿来纪年。
纪年君主的并立很好地反映了分封制的思路，诸侯虽于天子为臣，但在国内却是君，实际上二者是并立的。
当时间来到汉武帝时期，刘邦开创的郡国并行制已经不能巩固中央、维护皇权，反而成了汉朝中央除匈奴以外的最大威胁，时刻阻碍着汉武帝的皇权实施。
汉武帝为此颁行推恩令，逐步削弱诸侯王的力量，但这还不够，想要树立中央的权威，就必须全面打压诸侯国的独立性，诸侯国的财权，收回；诸侯国的军权，收回；诸侯国的治权，收回；诸侯国的司法权，收回；诸侯国独立的纪年方式，自然也当废除。
纵观汉武帝的年号，多与神圣有关，元朔是天象，元狩是麒麟，元鼎是宝鼎，全都在证明汉武帝上天之子的身份，汉武帝的封禅之举，或许也有进一步将自己神化的意思，不仅仅是为了彰显功绩。
总的来说，汉武帝始创年号，目的有两个，一是为了与民更始，获得寿数；二是为了神化皇权，加强中央集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