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简述诗成为诗经的过程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和保存了古代诗歌305首,6首只存篇名而无诗文的“笙诗”。
佚名原作,传说为尹吉甫采集、孔子编订。《诗经》最初只称为《诗》或“诗三百”,到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才称为《诗经》。
《诗经》是按《风》、《雅》、《颂》三类编辑的。《风》是周代各地的歌谣,是三百篇中最富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的篇章。
《雅》是周人所谓的正声雅乐,又分《小雅》和《大雅》。《颂》是朝廷和贵族宗庙祭祀的乐歌,又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
《诗经》内容丰富,反映了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方方面面,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先秦称《诗经》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三百篇》。
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才称为《诗经》并沿用至今。 《诗经》约成书于春秋时期,汉代传授《诗经》的有齐(申培)、鲁(毛亨)、韩(婴)、毛(苌)四家。
东汉以后,齐、鲁、韩三家先后亡失,仅存《毛诗外传》。毛诗盛行于东汉以后,并流传至今。
2.如何看待诗经的经典性
《诗经》作为一个文本的出现在中国很早,距现在有3000多年。
当然,他成为经典要晚一些,大约是在距现在2000年的时候,即汉代。为了适应汉代中央集权的社会制度,当时的执政者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把孔子思想作为统一规范全国上下思想的一种标志,于是在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个很著名的事件,叫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从这个时候起,孔子就被作为“圣人”,与孔子有关的一切都被涂上了神圣的色彩。孔子在生前作为教材来用的一些古代的文献,也被称为“经”,包括《诗经》在内还有《书》、《易》、《春秋》、《礼》,一起被称为“五经”。
同时,从汉代开始,在政府设立了“博士”,立“五经”博士来教授有关的人员。 什么是“经”?我想说的是,由于把孔子当作圣人,把孔子思想当成了国家、政府推行的统一全国上下思想行为的标志,这个“经”,就具有“神圣”的意思,“圣人”的意思,表明其中包含了许多恒常不变的真理,有了实实在在应当遵循的规则。
正是由于“经”具备了这样的意义,它就被一般人看做非常高深,非常玄妙,是与我们离得很远很远的东西。但是我想,如果经典离人们太远,把它树得高,那么经典的意义就会逐渐地消失。
经典作为一种文化的载体,应当说它总是在不同的层面上影响着人的生活,人们会在不知不觉的状态下来接受它。 就《诗经》而言,我想我们许多的同学在许多成语里面,甚至在中学语文课本里面都已学过它。
这种了解,大部分同学都会有。但是我要说的是,我们还会在日常生活中,在我们的谈话中,在我们日常教育中,经常用到《诗经》的一些词语来表达我们的一些认识。
在这里,我再举一些我们平常生活中遇到的,大家可能知道但没有察觉到的例子。 最近十多年来,内地常常隔个一两年、三五年就会有一个港台的作家被内地的人、特别是年轻人所喜欢。
最早的一位为内地人所了解的作家,是一个女性作家,叫琼瑶。我想这个大家也是知道的。
她的好几部小说被拍成了电视剧,其中有一部电视剧,叫《在水一方》。大家也许知道,她的名字以及电视剧《在水一方》,都和《诗经》有关系。
《诗经》的一首诗叫做《木瓜》,它的第二章“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琼瑶的名字是从这里来的。《蒹葭》,这是一首很有名的诗,“兼葭苍苍,白露为霜。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遡洄从之,道阻且长;遡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这应当是一首情诗,一个青年男子,或者是一个青年女子,在秋天的早晨,10点钟之前,想追求心爱的人儿而追求不到,心情苦闷,这种感情在这里表现得很充分。我想,这个表明了我们现代人还不断地在运用《诗经》这一古老的形式来表达一种感情,乃至它的词汇、它的语言还会出现在我们生活中。
顺便我想说一下,在生活当中也有常常用“投桃报李”表达礼尚往来的意思,“投桃报李”这个成语并不是从这首《木瓜》诗中出来的,而是出自《诗经》的另外一首作品,即“大雅”中的《抑》。在这篇作品中,有两句,就是“投我以桃,报之以李”,即“礼尚往来”的意思。
《关雎》是《诗经》的第一首,这首诗应当是人们所熟悉、所了解的。为什么把《关雎》放在《诗经》的第一首?必然有很多人讨论这个问题,我想之所以把《关雎》放在《诗经》的第一篇,表示了中国的先人对男女婚姻乃至于家庭的重视。
因为在中国人看来,男女婚姻、家庭乃是一个社会的基础,也是一个社会的开始。《关雎》表现了人们对于美好的婚姻、幸福家庭的祝福。
所以《关雎》这首诗的第一章,“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四句就成为人们在祝贺新人的时候对美满婚姻的赞颂,对幸福家庭的赞颂,这已经是我们生活中常常能够听到的。
除了这个之外,在婚姻上还常常出现“天作之合” 这种祝福。“天作之合”也出自《诗经》,即出自“大雅”的《大明》。
这首诗是赞美周代的创始人周文王和他的妻子的夫妻关系的,所以后来人们用“天作之合”来表示对一对新婚夫妇的祝愿。在《关雎》中还有四个字也成为了我们的口头语,这就是“辗转反侧”。
这四个字在诗中是用来形容男子追求女子没有得到那种焦急不安的心情,它很生动地描绘了男子因相思之苦,在夜里睡不着觉,不断地翻转自己的身体的情形。所以后来在生活当中也用这四个字来表现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不能睡得很安稳的情况。
《诗经》里面还有好多作品谈到相思之苦,有一首诗叫做《采葛》,它描绘相思之苦是“一日不见,如三秋兮”。这种表现也是很贴切、很生动的。
除描写爱情之外,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在和朋友、同事交往当中,也常常有用到《诗经》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有些朋友买了新房子、搬了新居,大家祝贺他“乔迁之喜”。
“乔迁之喜”的“乔迁”两个字也是出自《诗经》,出现在“小雅”的《伐木》中,“出于幽谷,迁于乔木”,是讲鸟从低地方飞到高地方,乔木是高大的树木。用这个来祝贺人们喜迁新居,应当是我们常常会碰到的。
此外,祝贺一个朋友生了一个小孩,如果是一个男孩,就叫做“弄璋之喜”。“弄璋”这个词也出自《诗经》,是在《诗经》的。
3.诗经》的结集成书大致经过了一个怎样的过程
跨越了大约600年.
关于《诗经》的收集和编选,有“王官采诗”和“孔子删诗”的说法:
王官采诗
《汉书·食货志》中记载,周朝朝廷派出专门的使者在农忙时到全国各地采集民谣,由周朝史官汇集整理后给天子看,目的是了解民情.
孔子删诗
这种说法见于《史记》,据说原有古诗3000篇,孔子根据礼义的标准编选了其中300篇,整理出了《诗经》.
现在通常认为《诗经》为各诸侯国协助周朝朝廷采集,之后由史官和乐师编纂整理而成.孔子也参与了这个整理的过程.
《诗经》原本叫《诗》,共有诗歌305首(另外还有6篇有题目无内容,即有目无辞,称为笙诗),因此又称“诗三百”.从汉朝起儒家将其奉为经典,因此称为《诗经》。《诗经》被儒家奉为经典,成为《六经》(包括《诗》、《书》、《礼》、《乐》、《易》、《春秋》)及《五经》(无《乐》)之一.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的诗歌305篇。先秦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三百篇》。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才称为《诗经》,并沿用至今。 《诗经》约成书于春秋时期,汉代传授《诗经》的有齐、鲁、韩、毛四家。东汉以后,齐、鲁、韩三家先后亡失,仅存《韩诗外传》。毛诗盛行于东汉以后,并流传至今。重要的注本有《毛诗正义》、宋朱熹的《诗集传》、清马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清陈奂的《诗毛氏传疏》、今人程俊英的《诗经释注》、今人余冠英的《诗经选译》、今人赵缺的《那些年,我们读错的诗经》等。 据说春秋时流传下来的诗,有三千首之多,后来只剩下三百一十一首(其中有六首笙诗: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后来为方便,就称作“诗三百”。
4.读《诗经》,感觉古人的感情,生活,比现在人更真实,情更真
对于每一个读到先秦文字的读者来说,孔子和《诗经》是这一时代文学的重要符号。
《诗经》,是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赋予了我国文化的源头的美誉。从某种意义上说,《诗经》甚至可以与西方人的《圣经》相媲美。
而孔子,作为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其学说不仅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发展进程,还深刻地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模式,成为东方人品格和心理的理论基础。以孔子为代表创立的儒家文化博大精深,构成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流和基础,时至今日仍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积极作用。
孔子不仅属于历史,也属于当代,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与《诗经》已不是那个时代的文学符号问题,它们都已上升到了中国的文化层面,承载着重要的文化信息,乃是整个中国社会文明进程。
传统的东西是一种永恒的东西。传统是历史长期的积淀,是一个民族宝贵经验的结晶,是一笔十分丰厚的资源,是转型社会进一步发展和创造的基础。
所谓的文化传承,就是对传统文化进行传播和继承。如果说《诗经》和《周易》代表了前一个时代,而战国勃起的诸子百家哲学与散文代表了后一个时代。
孔子恰恰处在这两个时代的转折时期。孔子对于《诗经》“述而不作”的做法,进一步说明孔子晚年对《诗经》的整理只是删定。
孔子一方面在不自觉地,部分地继承,运用先代的情感表达方式,吸取《诗经》各种美学价值,同时却也在愈来愈理性将《诗经》进行切割,分类,从中寻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并以自己的方式去理解和阐释《诗经》。孔子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对《诗经》,这部中国文化的源头进行了自觉与不自觉传播和继承。
同时,文学进程,从来都是和民族心理,民族思维,及社会历史的发展相联系的。文艺的发展体现着一个民族的活力和创造力,它与当时的历史阶段相适应,是这一时期民族精神面貌和价值取向的感性显现。
《诗经》是西周、春秋时处于孕育、形成中的中华民族的社会和精神风貌的结晶,是这一时期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意识等种种社会条件交汇的产物。孔子正是顺应了当时社会大流的价值取向,建立儒家学派的思想体系。
中华文化的生命特征,也就是文化生命,主要体现为“仁”。中华文化以仁为根本精神。
仁,将宇宙人生融为一体。以孔子为代表儒家倡导仁和礼的统一思想,被李达五在了四个层面的深刻的阐明:第一, 以“君君臣臣父子父子”,“天地君亲师”为核心的血缘伦理基础;第二, 以持中、保守、内向、克制、忍让,即“温良恭俭让”为标准的心理基础;第三, 以忠孝节义为宗旨,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友爱互助的人道主义精神;第四, 以“修身齐家治天下”为人生追求目标的个体人格。
(1) 孔子所谓“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2)的说法,实际上是讲“仁”本身就是为了释“礼”。学礼,懂礼,行礼,护礼,就是儒家君子的责任与风度。
儒家“仁”的本质就是维护等级之礼,法规之礼,人际之礼,为人之礼。这种在春秋战国的社会生活大变动的背景下的道德文化,实际上是以君王意识,家长意识为构建核心,形成了一个自上而下的一元化标准。
这样的道德文化取向正好适应了当时社会生产方式的大变革,体现了先进的封建生产力的需求,从而能够很快地发展为封建主义的正统思想,为后代封建君王所提倡与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诗经》不仅是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同时也是儒家的经典著作。
孔子说:“依于仁,游于艺”(3),只有依照仁的精神,才能创造诗歌的生命。以这个观点去看《诗经》,无论是祭祖颂歌和周族史诗的《生民》、《大明》,反映劳动生活的《七月》、《丰年》,描写爱情婚姻的《关雎》、《卫风·氓》,以战争徭役为题材的《采薇》、《王风·君子于役》,还是反映上层社会欢乐、和谐的燕飨诗《小雅·鹿鸣》、《大雅·既醉》,揭示政治黑暗的怨刺诗《荡》、《正月》等,都是以善良的情感和美好的愿望为根底,都是要“经夫妇,成孝敬,美人伦”,以达到孔子所倡导的艺术标准,即“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4)的政治标准。
如《硕鼠》里,对于那个不劳而获的统治者,早已经忍无可忍了,但他也只能“逝将去汝,适彼乐土”的消极选择。君权的思想在统摄着他的思想,在无奈的压迫下,人唯一能做的就是从自身的出发,另寻一块修身养性的乐土,正应验了:诗可以怨而不可怒也。
《诗经》一些作品赞美贵族阶层的才德容仪,颂扬温文尔雅、谦恭有德的彬彬君子,抨击失德违礼之辈不如:“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5)这本身就在强调仁礼统一的道德修养标准,即体现了“诗可以观”的社会认识作用。
再如《采薇》、《出车》、《六月》等,堪称中国边塞诗的源头,写战争,回避刀光剑影,恐怖血腥,其主要意义就是回避战争,表现出对战争的厌弃,对和平统一的渴望,正体现了儒家天人合一的大一统思想。如《秦风·无衣》里所描绘的战争前的情景,就要求大敌当前,所有的臣民都应该“修我戈矛,与子。
5.孔子与《诗经的问题诗经》是孔子写的吗
诗经并不是孔子写的,而是由孔子整理,编撰民间歌谣而成的。
可以参考《孔子与诗经的关系》摘要:本文从文化传承的视角入手,试着分析孔子与《诗经》关系,进一步挖掘《诗经》与孔子之间的内在道德文化联系,从而对中国几千多年来的儒家思想文化作个简要的阐释。 关键词:孔子 《诗经》 文化传承 道德文化 儒家思想文化对于每一个读到先秦文字的读者来说,孔子和《诗经》是这一时代文学的重要符号。
《诗经》,是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赋予了我国文化的源头的美誉。 从某种意义上说,《诗经》甚至可以与西方人的《圣经》相媲美。
而孔子,作为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其学说不仅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发展进程,还深刻地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模式,成为东方人品格和心理的理论基础。以孔子为代表创立的儒家文化博大精深,构成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流和基础,时至今日仍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积极作用。
孔子不仅属于历史,也属于当代,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与《诗经》已不是那个时代的文学符号问题,它们都已上升到了中国的文化层面,承载着重要的文化信息,乃是整个中国社会文明进程。
传统的东西是一种永恒的东西。 传统是历史长期的积淀,是一个民族宝贵经验的结晶,是一笔十分丰厚的资源,是转型社会进一步发展和创造的基础。
所谓的文化传承,就是对传统文化进行传播和继承。如果说《诗经》和《周易》代表了前一个时代,而战国勃起的诸子百家哲学与散文代表了后一个时代。
孔子恰恰处在这两个时代的转折时期。 孔子对于《诗经》“述而不作”的做法,进一步说明孔子晚年对《诗经》的整理只是删定。
孔子一方面在不自觉地,部分地继承,运用先代的情感表达方式,吸取《诗经》各种美学价值,同时却也在愈来愈理性将《诗经》进行切割,分类,从中寻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并以自己的方式去理解和阐释《诗经》。 孔子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对《诗经》,这部中国文化的源头进行了自觉与不自觉传播和继承。
同时,文学进程,从来都是和民族心理,民族思维,及社会历史的发展相联系的。文艺的发展体现着一个民族的活力和创造力,它与当时的历史阶段相适应,是这一时期民族精神面貌和价值取向的感性显现。
《诗经》是西周、春秋时处于孕育、形成中的中华民族的社会和精神风貌的结晶,是这一时期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意识等种种社会条件交汇的产物。孔子正是顺应了当时社会大流的价值取向,建立儒家学派的思想体系。
中华文化的生命特征,也就是文化生命,主要体现为“仁”。 中华文化以仁为根本精神。
仁,将宇宙人生融为一体。以孔子为代表儒家倡导仁和礼的统一思想,被李达五在了四个层面的深刻的阐明:第一, 以“君君臣臣父子父子”,“天地君亲师”为核心的血缘伦理基础;第二, 以持中、保守、内向、克制、忍让,即“温良恭俭让”为标准的心理基础;第三, 以忠孝节义为宗旨,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友爱互助的人道主义精神;第四, 以“修身齐家治天下”为人生追求目标的个体人格。
(1)孔子所谓“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2)的说法,实际上是讲“仁”本身就是为了释“礼”。学礼,懂礼,行礼,护礼,就是儒家君子的责任与风度。
儒家“仁”的本质就是维护等级之礼,法规之礼,人际之礼,为人之礼。这种在春秋战国的社会生活大变动的背景下的道德文化,实际上是以君王意识,家长意识为构建核心,形成了一个自上而下的一元化标准。
这样的道德文化取向正好适应了当时社会生产方式的大变革,体现了先进的封建生产力的需求,从而能够很快地发展为封建主义的正统思想,为后代封建君王所提倡与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诗经》不仅是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同时也是儒家的经典著作。
孔子说:“依于仁,游于艺”(3),只有依照仁的精神,才能创造诗歌的生命。 以这个观点去看《诗经》,无论是祭祖颂歌和周族史诗的《生民》、《大明》,反映劳动生活的《七月》、《丰年》,描写爱情婚姻的《关雎》、《卫风·氓》,以战争徭役为题材的《采薇》、《王风·君子于役》,还是反映上层社会欢乐、和谐的燕飨诗《小雅·鹿鸣》、《大雅·既醉》,揭示政治黑暗的怨刺诗《荡》、《正月》等,都是以善良的情感和美好的愿望为根底,都是要“经夫妇,成孝敬,美人伦”,以达到孔子所倡导的艺术标准,即“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4)的政治标准。
如《硕鼠》里,对于那个不劳而获的统治者,早已经忍无可忍了,但他也只能“逝将去汝,适彼乐土”的消极选择。君权的思想在统摄着他的思想,在无奈的压迫下,人唯一能做的就是从自身的出发,另寻一块修身养性的乐土,正应验了:诗可以怨而不可怒也。
《诗经》一些作品赞美贵族阶层的才德容仪,颂扬温文尔雅、谦恭有德的彬彬君子,抨击失德违礼之辈不如:“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5)这本身就在强调仁礼统一的道德修养标准,即体现了“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