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谁有阜阳汉简《行气》释文啊我找这资料很久了,就是找不到啊
此为气功方法或道教术语，你查一下道教典籍！！是指一种逐渐延长闭气时间的以习炼呼吸为主的气功功法，又称闭气法。
《抱抱子内篇》：“善行气者，内以养身，外以却病恶。”其“释滞”篇载其功法为：“初学行气。
鼻中引气而闭之，阴以心数至一百二十，乃以口微吐之，及引之，皆不欲令已耳闻其出入之声，常令入多出少，以鸿毛著鼻口之上，吐气而鸿毛不动为候也。 渐习转增其心数，久久可以至千。
至千则老者更少，日还一日矣。”呼吸时，以轻、缓、匀、长、深为要点。
修习务须循序渐进。其法源于先秦，魏晋时流行不变，但因掌握不当易生弊端，故晚唐以后罕见传行者。
行气的另一含意，是指以意识引导内气在体内运行。如《幻真先生服内元气诀》中有“行气”一诀，即是指此。
此法可用以运气攻病。《养性延命录·服气疗病篇》：“凡行气欲除百病，随所在作念之。
……和气往攻之，从时至时，便自消矣。”另一种是指治法。
即调理气机，行散气滞。又称利气，通气。
用于气滞所产生的胸腹胀闷疼痛等病症。常见行气药有木香、橘皮、香附、厚朴、枳实等。
疏郁理气、和胃理气等均属行气法。详各条。
亦称“服气”、“食气”、“炼气”。一种以呼吸吐纳为主，辅以导引、按摩的养生内修方法。
道教修炼，重视气对人体的作用，认为自天地至于万物，无不须气以生，《摄生纂录·调气》称“人在气中，气聚即生，气亡则死”。 《太平经》称“人欲寿者，乃当爱气、尊神、重精”，“故上士修道，先当食气”。
葛洪也认为“服药虽为长生之本，若能兼行气者，其益甚速。若不能得药，但行气而尽其理者，亦得数百岁”。
世传行气方法甚多，仅《云笈七签》即载有诸家气法数十种。具体程式不一，原则大致相同。
要求行气时，凝神净虑，专气致柔，呼吸吐纳，做到轻、缓、匀、长、深。轻，呼吸轻细；缓，进出气舒缓；匀，呼吸节拍有致，不时粗时细；长，呼吸之间隔时间长，引气入鼻中而闭之，阴以心数数，30~50乃至120，方徐徐吐之；深，闭气时使气渗进腑肺百脉，渗透组织深部。
据称炼气既久，可达到鼻无出入之气的最佳境界，如婴儿之在母胎中，名曰“胎息”。行气又辅以导引与按摩。
导引，即以力引动肢体，作俯仰屈伸运动，“导气令和，引体令柔”。按摩，即以摩、捏、推、揉等手法作用于人体之经络穴位，以求筋肉舒展、血脉流通，使行气更见成效。
一定要选我。
2.阜宿方言如何发音
皖北具有灿烂的人文传统和优秀的文化底蕴。开展语言文字研究对于皖北文化的开发与宣传具有积极的意义。
阜宿方言研究：
方言是语言历史演变的活化石，阜宿方言隶属北方方言，介于北方主体方言和江淮次方言之间，其独特地理位置预示着阜宿方言中必然有大量的过渡语言现象，这些过渡现象恰恰可以反映语言历史变化中的形态。故此展开阜宿方言研究具有以下意义。
（一）揭示地域文化，提升地方文化品位。阜阳宿县在历史上都曾是风起云聚之地，这些风云现象背后肯定蕴藏着传统人文的必然性，通过方言这个语言历史的活化石，通过对该地区独有的语言（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的研究，必然能有助于我们深刻领会和把握阜宿地区民风、民俗以及民众的深层心理结构。
（二）补足完善汉语史研究。阜宿方言中大量的俗语可以补正汉语词汇史研究，为汉语史特别是近代汉语语词解释提供线索和证据。新近学术界提出开辟汉语史研究第二战场（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鲁国尧先生语）正是努力将文献语言研究和方言研究结合起来；方言语法研究是目前学术界的一个热点，对阜宿方言的语法研究能帮助现代汉语中的一些特殊现象的理解，对其来源和发展提供解释：语音系统、语流（连读变调、句调）的研究又能对普通语言学提供新的成果。
阜阳师范学院于此一领域进行了不断的开拓，前期成果主要有《阜阳市志·方言部分》、《阜阳通史·方言》等，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基础，若能在这一领域进一步深入研究，必将会有更多更有影响的成果面世。另外，我院乐玲华副教授在这一领域早已进行了系列探索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如：《阜宿地区人怎样学习普通话声调一一兼评一句声调类推口诀》，载《大学语文》1984年第4期；《阜阳地区方言“子尾词”的初步考察》，载《阜阳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阜阳方言中双亲称谓的社会差异及其成因》，载日本《亚州语言文化研究》第35期，1988年第3期（该论文1992年获安徽省第二届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临泉县志·社会编·方言》（黄山书社，1993年2月版）。
阜阳汉简研究：
阜阳汉简为1977年阜阳双古堆一号汉墓出土的汉简文献，计6000余枚，现今的研究成果只有胡平生、韩自强的《阜阳汉简诗经研究》，其中的《周易》、《仓颉篇》等其他文献尚未有人集中研究，本课题着意进行对其文字的形态历史演变以及对阜阳文化的影响作一番深入地探讨，计划与阜阳博物馆（国内著名的简帛研究机构）联合，对尚未利用的文献进行整理，发掘其历史文化价值，考镜文字源流，对其文献学价值、文化内涵作深刻探讨，此课题研究对于汉语文字学史以及提升皖北的历史文化品位有极大的价值。
3.出土文献中的早期思想典籍对认识、理解孔子儒学有何意义
但相对而言，出土简牍、帛书往往与古籍、古书关系更为密切，甚至 本身就是先秦两汉的典籍遗存，因而常具有尤为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各地的大规模建设，出土简牍、帛书的发现频 率越来越高，规模越来越大，内涵、价值也越来越突出。这其中，与孔子 儒学关系密切，尤为重要的早期思想典籍有：1959年发现的甘肃武威汉简，内有《仪礼》篇章。
1973年发现的河北定县八角廊汉简，内有大量《论语》篇章，此外尚 有《儒家者言》《哀公问五义》及《保傅传》，与《孔子家语》《大戴礼记》 和《说苑》等有密切关系。1973年底至1974年初发现的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帛书，内有《周易》 经传多篇，又有古佚书《五行》一篇，为思孟学派作品，古佚书《春秋事 语》16章，与《春秋》三传、《国语》有一定关系。
1977年发现的安徽阜阳汉简，有《诗经》多篇，《易经》多篇，此外，仗京丈化幸记尚有古书篇题木牍一块，与《孔子家语》关系密切。1993年发现的湖北荆门郭店战国楚简，其中儒家类简有《缁衣》《五行》《性自命出》《六德》《尊德义》《成之闻之》《唐虞之道》《忠信之道》《穷达以时》《鲁穆公问子思》等篇，以及《语丛》（一）、（二）、（三），与子思学派关系尤为密切，内容多可与《孔子家语》《论语》《礼记》《孟子》《说苑》等对应。
1994年购于香港古玩市场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时代与郭店楚简相近，截至2012年底，已整理出版9册。其中与孔子、儒家关系密切的有《孔子诗论》《缁衣》《性情论》（即郭店简《性自命出》）《民之父母》《子羔》《从政》《昔者君老》《周易》《中弓》《内礼》《相邦之道》《季庚子问于孔子》《君子为礼》《弟子问》《孔子见季桓子》《天子建州》《史菌问于夫子》等。
既多可与《周易》《诗经》《仪礼》《礼记》《孔子家语》《论语》等传世典籍对应，同时又存有很多珍贵的佚书佚篇。2008年7月人藏清华大学的战国楚简，时代与郭店竹简相近，截至2014年底，已整理、公布4册。
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尚书》《逸周书》类文献，有《尹至》《尹诰》《程寤》《保训》《耆夜》《金滕》《皇门》《祭公之顾命》《说命》（原简题为“傅说之命”）等篇，是学者重新认识、思考《古文尚书》问题的重要新材料。 这些珍贵的早期典籍，为孔子儒学研究提供新证据，带来新认识，推动相关研究的进一步开展。
第一，与传世文献的对读，往往会更有效地解决文献释读中的一些疑难问题。
4.古代人写字为什么要从右边开始
汉字有左右结构，也有上下结构，纵向是否比横向更能预防阅读的误会，很难说。
首先，古人之所以竖着写，是因为在造纸术发明以前，古人是在竹木简牍上写字的。而竹木简牍都是窄长的竹木片，用绳串起来可卷成册。
“册”字就是简牍的象形字。而打开卷册自然是右手执端，左手展开方便。
所以，书写也就是自上而下，从右往左了。 其次，从汉字的特点和人的生理习惯来看，因为是右手写字，左手执册，一个字的笔顺自然是从上至下，自左而右的方便。
如果从右往左写，写左半部时，毛笔势必挡住右半字形，不便于安排结构，影响结字的美观。而每个汉字的末笔都是在中下或右下，写完上一字的末笔紧接着写下一字的起笔，竖式书写比横式书写更方便，更便于笔势的连贯。
第三，汉字书写的自上而下，自右而左，也反映了古人的尊卑思想。古代，上为君，为父母；下为臣，为子女。
右为大，左为小。“无出其右”就是没有超过的意思。
竹简的书写，是一片片单片写好后再装订的，不存在书写之前展开的问题，倒是有书写之后（竹简顺序）排列的问题。 一般是左手持简，右手写字，写好后自然由左手放下，既然是由左手排列的，向左排开大概比较顺。
5.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各书的内容是什么
六艺”即指《易》、《书》、《诗》、《礼》、《乐》、《春秋》等六种儒家经典。
《史记·滑稽列传》云：“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在《汉书·艺文志》的《六艺略》中除了六经之外，还有《论语》、《孝经》、小学三种书，这三种书在当时都是学校诵习的课本。
清人王鸣盛在《蛾术篇》卷一中曾经指出：“《论语》、《孝经》皆记夫子之言，宜附于经，而其文简易，可启童蒙，故虽别为两门，其实与文字同为小学。小学者，经之始基，故附经也。”
甲、易目前发现的与《易》有关的简帛书籍有九种：1.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周易》2.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楚简《周易》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周易》是目前发现最早、文字保存最多的一种文本。共存58枚简、1800多字，涉及34个卦的内容。
简本原无书题，“周易”二字是整理者根据竹书内容所定。值得注意的是，香港中文大学所藏一枚《周易》残简也可缀合进来，可以看出上博藏简和香港中文大学藏简有着密切的关系。
据整理者介绍，上博藏简的发现，对解决易学研究中所谓的“九六”之争等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上博藏楚竹书《周易》与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阜阳汉简《周易》乃至王家台秦简《归藏》之间的比较研究，将使我们对卦、爻辞等问题有更准确、更深入的理解。
3.马王堆帛书《周易》马王堆帛书《周易》的卦序与传世本有很大的不同。传世本分上经和下经，上经三十卦，始于乾，终于离；下经三十四卦，始于咸，终于未济。
而帛书本则不分上下，始于乾，终于益，它的排列方法与汉石经、传世本完全不同。有人认为它比较原始，有人认为它或者是另一系统的传本。
李学勤先生认为：“由帛书的卦序至少可以看到这样几点：第一，帛书《周易》的经传是互相结合、密不可分的；第二，帛书卦序已经包含了八卦取象的观念；第三，帛书的卦序充分贯穿了阴阳对立交错的观念。”他还指出：帛书本卦序蕴含着阴阳学的哲理，在体现阴阳规律这一点上，帛书本显然胜于传世本。
但“帛书经文要晚于今传本经文的出现，它是根据阴阳学说重排卦序的一种别本。《系辞》是成篇很早的古籍，其年代不会晚到战国中叶，至于帛书《周易》其整体的形成是很迟的，有可能晚至秦亡以后，它应该是楚地易学一派整理的结果。
24.马王堆帛书《二三子问》上下篇帛书《二三子问》原无书题，“二三子问”是张政 先生根据该书首句文字拟定的。其内容是以问答的形式，分别对乾、坤、鼎、晋等卦的部分卦辞、爻辞进行了颇具儒家哲学色彩的解说，很明显它是儒家“易传”的一种佚书。
5.马王堆帛书《系辞》帛书《系辞》、《易之义》、《要》、《缪和》、《昭力》五篇抄在同一幅帛上。《系辞》始于今本上篇的首章，终于今本下篇的末章，但帛书《系辞》没有今本《系辞上》的第八章和《系辞下》的第五、六、八章及七章的一部分。
李学勤先生认为：“《系辞》是成篇很早的古籍，其年代不会晚到战国中叶。36.马王堆帛书《易之义》7.马王堆帛书《要》8.马王堆帛书《缪和》9.马王堆帛书《昭力》《易之义》是以夫子自述的形式通论《易》之大义，在今传本《系辞》中也可以找到它的一些踪迹。
而《要》、《缪和》、《昭力》则是三种佚书。《要》也是以夫子自述的形式写成的。
《缪和》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缪和、吕昌等与孔子讨论《周易》的问对；第二部分是孔子自述，直接以“子曰”的方式来解释《周易》；第三部分是以历史传说和历史故事印证《周易》。《昭力》是昭力和孔子讨论《周易》的问对。
李学勤先生认为：缪和、昭力的姓氏都是典型的楚国姓氏，疑二人皆为楚地易学的经师，他们的书很可能是属于楚国传易的系统。4乙、书据文献记载，历史上曾发现过几次不同的《尚书》写本，如《汉书·艺文志》中记载的孔壁《尚书》，《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中记载的刘德征集到的《尚书》，《汉书·杜林传》中记载的漆书《尚书》和《论衡·正说篇》中记载的河内女子老屋发现的二篇《尚书》等。
在出土简帛文献中，目前还尚未发现《尚书》文本，但在有些出土简帛书籍中却发现了有引用《尚书》的情况。如在郭店楚简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缁衣》篇中，就有引用《尹诰》一条、《君牙》一条、《吕刑》三条、《君陈》二条、《祭公之顾命》一条、《康诰》一条、《君奭 》一条，共十条。
其中《尹诰》即《书序》的《咸有一德》，属于所谓的《古文尚书》，而《祭公之顾命》则相当于《逸周书·祭公》。此外，在郭店楚简的《成之闻之》中也有引用《尚书》的情况，其中有《大禹》一条、《君奭》三条、《□命》一条、《康诰》一条，共六条。
其中《诰命》一条为逸书。从这些引用《尚书》文本的情况来看，它对研究《尚书》的成书与流传很有帮助。
5丙、诗目前发现的与《诗》有关的竹简书籍有两种：1.阜阳双古堆汉简《诗经》阜阳汉简《诗经》是目前所见最早的《诗经》抄本，出土时竹简严重残损，经过清理，仅存长短不一的简片170余枚。无书题。
与今本《毛诗》对勘。
6.什么叫是“疑母宵部”
《诗论》札记 王志平 1.行此者其有不王乎？孔子曰：诗亡吝志，乐亡吝情，文亡吝言 “吝”，《后汉书·黄宪传》注释：“吝，贪也。”
下“其吝志必有以偷也”同。 2.时也，文王受命矣。
《颂》，旁德也；多言后。其乐安而遟，其歌伸而惕，其思深而远，至矣。
《大雅》，盛德也，多言 《文王》：“有周不显，帝命不时。”《传》：“不时，时也。
时，是也。”《笺》：“天命之不是乎？又是矣。”
《文王》为《大雅》之始。 “旁”，原为从土旁声之字，下“衡门”字同。
《说文》：“旁，溥也。”“遟”，原作“屖”，读为“遟”。
《说文》：“屖，屖遟也。”《诗大序》：“《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九歌·东皇太一》：“疏缓节兮安歌。”《礼记·乐记》：“其乐心感者，其声嘽以缓。”
注：“嘽，宽绰貌。”疏：“嘽，昌善反，宽缓也。”
“惕”，原为从草易声之字，读为“惕”。《说文》：“惕，敬也。”
3.也，多言难，而怨怼者也。衰矣，少矣。
《邦风》，其纳物也，博观人俗焉，大敛材（采）焉。其言文，其声善，孔子曰：唯能夫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引淮南王刘安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
《论语·阳货》：“《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郑注：“观，观风俗之盛衰也。”
皇侃疏：“可以观者，《诗》有诸国之风，风俗盛衰可以观览而知也。”又孔注：“怨，刺上政也。”
皇疏：“可以怨者。《诗》可以怨刺讽谏之法，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可以怨也。”
“敛材”，疑读为“敛采”。“材”为从母之部字，而“采”为清母之部字。
音近可通。《礼记·王制》：“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
注：“陈诗，谓采其诗而视之。”（《白虎通·巡狩》引《尚书大传》作：“太师陈诗，以观民命风俗。”
）《史记·乐书》：“故博采风俗，协比声律。”《汉书·艺文志》：“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汉书·食货志》：“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其木铎徇於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於天子。”
4.曰：诗其犹《衡门》与？贱民而怨之，其用心也将何如？曰：《邦风》是也。民之有戚患也，上下之不和者，其用心也将何如？ “旁”，读为“衡”。
《国语·齐语》：“以方行於天下。”注：“方犹横也。”
《汉书·地理志》：“旁行天下。”《荀子·修身》：“横行天下。”
注：“横行天下，犹《书》所云‘方行天下’，言周流之广。”《孟子·梁惠王下》：“一人衡行於天下。”
注：“衡，横也。”《韩诗外传》卷2第29章：“子夏曰：‘……虽居蓬户之中，弹琴以咏先王之风，有人亦乐之，无人亦乐之，亦可发愤忘食矣。
《诗》曰：“衡门之下，可以栖迟。泌之洋洋，可以乐饥。”
’夫子造然变容曰：‘嘻！吾子始可以言《诗》已矣。’” “而”，用於主、谓之间，犹言“贱民怨之”。
类似者如《相鼠》：“相鼠有皮，人而无仪。”又《论语·八佾》：“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怨”本为从“谷”从古文“怨”（从兔从肉）之字，疑从“怨”得声，故读为“怨”。 5.是也。
有成功者何如？曰：《颂》是也。《清庙》，王德也，至矣。
敬宗庙之礼，以为其本，“秉文之德”，以为其业。“肃雍[显相]” 《诗大序》：“《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清庙》：“於穆清庙，肃雍显相。济济多士，秉文之德。”
《清庙》为《颂》之始。《笺》：“《清庙》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宫也，谓祭文王也。
天德清明，文王象焉。”6.“[济济]多士，秉文之德。”
吾敬之。《烈文》曰：“乍（亡）竞唯人”、“不显唯德”、“於呼，前王不忘”，吾悦之。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贵且显矣。《颂》 《清庙》：“於穆清庙，肃雍显相。
济济多士，秉文之德。” 《烈文》：“念兹戎功，继序其皇之。
无竞维人，四方其训之。不显维德，百辟其刑之。
於乎！前王不忘。” 《昊天有成命》：“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
7.“[予]怀尔明德”曷？诚谓之也。“有命自天，命此文王”，诚命之也。
信矣。孔子曰：此命也夫。
文王虽欲已，得乎？此命也 李锐说：《大雅·皇矣》：“帝谓文王，予怀明德。”而《墨子·天志下》引《大夏》作“予怀而明德。”
《大明》：“有命自天，命此文王。”《汉书·刘向传》：“孔子论《诗》至於‘殷士肤敏，裸将于京’（师古曰：“此《大雅·文王》之篇。
……是天命无常，归於有德。”）喟然叹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以不传於子孙。
是以富贵无常，不如是则王公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劝勉？” “已”，从刘乐贤说。 8.《十月》善諀言，《雨无正》、《节南山》，皆言上之衰也，王公耻之。
《小旻》多疑矣，言不中志者也。《小宛》其言不恶，小有（仁？）焉。
《小弁》、《巧言》，则言谗人之害也。《伐木》 《诗序》：“《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郑《笺》：“当为刺厉王，作诂训传时，移其篇第，因改之耳。”又郑玄《毛诗谱》：“又问曰：《小雅》之臣何以独无刺厉王？曰：有焉。
《十月之交》、《雨无正》、《小旻》、《小宛》之诗是。
7.段玉裁将古韵分多少部
段玉裁（1735—1815）他认为八卦就是文字的萌芽. 中国清代经学家、文字音韵训诂学家。
字若膺，号茂堂，晚年又号砚北居士，长塘湖居士，侨吴老人。江苏金坛市人。
生于雍正十三年，卒于嘉庆二十年。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中乡试，入都会试，屡不中。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吏部铨授贵州玉屏县知县，后又为四川富顺、南溪和巫山知县。经10年，称疾告归乡里。
58岁时移居苏州阊门外之枝园。段玉裁在京时，得师事戴震，并结识了钱大昕、邵晋涵（1743~1796） 、姚鼐（1731~1815）等学者。
返里后，又得与刘台拱、汪中（1744~1794）、金榜（1735~1801）等人相交。55岁时，二次入都，得识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商讨音韵、训诂，颇为契合。
乾嘉时代汉学昌盛，段、王两家在音韵学、训诂学方面的贡献极大。 段玉裁博览群书，著述宏富，由经学以治小学。
在小学范围内，又从音韵以治文字训诂。根基充实，深得体要。
所著有《六书音均表》、《诗经小学》、《古文尚书撰异》、《周礼汉读考》、《仪礼汉读考》、《汲古阁说文订》、《 说文解字注 》及《经韵楼集》等书。 《六书音均表》在顾炎武《音学五书》和江永 （1681~1762） 《古韵标准》的基础上剖析加密，分古韵为17部，在古韵学上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
《说文解字注》积30余年的功力写成，体大思精，为前所未有。他先为《说文解字读》，每字之下博引群书，详注出处，晚年才删去繁文，简约成《说文解字注》。
嘉庆二十年（1815）五月全书刻成，风行一时，大为学者所称赞，《说文》之学也由此而盛。《说文》段注的主要特点是：①比勘二 徐（徐铉、徐锴）本，刊正传写和刻本的谬误。
②阐明许书著作的体例。③引证经传古籍，解释许说，推求许说所本。
④在许慎训解之外，说明字义的引申和变迁；指出字有古今，义也有古今。⑤阐发音与义之间的关系，根据谐声声符说明音义相通之理。
与同时学者桂馥、朱骏声、王筠并称《说文》四大家。段玉裁注《 说文 》的成就极大。
他不仅贯串全书，详加注释，把《说文》在考订文字、声音、训诂三方面的真实价值阐发无遗，而且创通许多研究词义的方法，对汉语训诂学的发展开拓了新的内容和新的门径。尽管书中不免有偏执武断之处，可是其中精粹之处终不可没。
其后钮树玉作《段氏说文注订》，徐承庆作《说文段注匡谬》，王绍兰作《说文解字段注订补》，徐灏作《说文段注笺》，虽各有发明，然成就不大，且有以不谬为谬者，转增烦扰。段书旧有经韵楼原刻本，后又有苏州书局翻刻本。
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原刻本影印行世。惟原刻本误字不少，苏州局本稍胜。
学者可参考冯桂芬《段注说文考正》，冯将原书误处均已校出。 段玉裁不但在整理文献的实践中作出了不朽的业绩，同时他总结实践经验，又提出很多卓越的见解，诸如“改字”问题、误校问题、分别作者之是非与本子之是非等，卓识宏议，发人之所未发，至今为学者所称道。
其在《经韵楼集·与黄荛圃论孟子音义书》中有论：“凡宋版古书，信其是处则从之，信其非处则改之，其疑不定者，则姑存以俟之。不得勿论其是非，不敢改易一字，意欲存其真，适滋后来之惑。”
关于“改字”问题，总的说来，他是主张“勇改”的，认为当改则改，知错不改反而会留下后果。但是他同时又反对妄改、擅改，因为妄改、擅改会造成更恶劣甚至难以挽回的后果。
他说：“转不若多存其未校订之本，使学者随其学之浅深以定其瑕瑜，而瑕瑜之真固在。古书之坏于不校者固多，坏于校者尤多。
坏于不校者，以校治之；坏于校者，久而不可治。”（《经韵楼集·重刊明道二年国语序》）甘苦有得之言，发人深省！段玉裁校书不迷信古本，而是主张依靠自己的学识，善加判断。
他分析经书的“疏”与“经注”本来都是各自单行的，各家所守的“经注”以及单行的“疏”受授不同，其字其说龃龉者多，自《十三经》合刊注疏音释，学者能够识别其源流同异的并不多。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仅仅依靠古本来校勘经书的文字，已不能够解决问题，最后只有凭借自己的学识作出抉择。
《十三经注疏·释文校勘记序》指出：“顾自唐以来，而徒沾沾于宋本，抑末也。”可见段玉裁不独鄙视俗本为不足据，就是通常以为的精善宋本，也亦去其积误而探其义理以定是非，这就恐怕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了。
其分析为：“读书有本子之是非，有作书者之是非（按当指立说），本子之是非，可雠校而定之，作书者之是非，则末易定也……仆以为定本子之是非，存乎淹博，定作书者之是非，则存乎识断、审定。”（《经韵楼集·与胡孝廉世琦书》）这些议论，给校勘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须具备深厚的学力和扎实的基本功。
段玉裁在校勘方面的绝诣，有很多校例已为当代发现的敦煌写本、阜阳汉简所证实，不能不令人叹服。其所著《古文尚书撰异》勘正今本误字甚多，当时无别本可参，仅凭理校，今与敦煌写本对校，每多合者。
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云：曾以《尚书》残卷《益稷》、《禹贡》两例“持与段氏《撰异》对读”，其中段氏所定“脞字从肉”、“繇字不从草”等例，“今照此写本。
8.求段玉裁《广雅疏证注序》的两段翻译成现代汉语,谢谢
段玉裁《广雅疏证注序》译文：
小学（说语言学有点大，从学科分类的角度讲，对译为汉语言文字学也许好些）有形音义三个方面的内容，三者相互推求，举出其中之一可以得知另外两个。
形音义都各自有古今之别，六个因素相互推求，举出其中之一可以得知另外五个。古今这对概念，并非有固定的指称。
如果以三代为古，那么相对的汉代就是今；以汉魏晋为古，那么唐宋之后就是今。圣人造字（这里的字是广义的概念，实际上包括了语言中的词而言），先有意义然后为这个意义制定声音（也就是先有所指然后为此所指确定能指的形式），制定了声音之后就创制形体。
读书人考证一个字，依据字形来得知其读音，通过读音来得知其意义。学习经典没有比得知意义更为重要的，而得知意义的方法没有比知晓读音更为确切的了。
《周礼》列出的六书，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这四个，是关于形体方面的。
转注和假借两个，驾驭形体，是关于音义方面的。三代小学的著作没有流传。现在保存字书（形体方面的著作），以《说文》为首，《玉篇》等之后的次之。
韵书（音韵书籍）以《广韵》为首，《集韵》等之后的次之。辞典（词义训释的书籍）以《尔雅》为首，《方言》《释名》《广雅》等之后的书次之。
《尔雅》《方言》《释名》《广雅》，讲的都是转注假借的条目。意义从属于形体，这就是转注（段玉裁认为所谓“建类一首，同义相受”就是说用同部首的字互训）；意义从属于声音，这就是假借（因为假借是因为声音相近而发生的）。
出处：
原书为《广雅疏证》，成书於乾隆六十年，由王念孙所写。《广雅疏证》是一部系统整理、阐述《广雅》的著作。
实际上，《广雅疏证》乃是王念孙借《广雅》一书以畅述其音韵、文字、训诂之学识的集大成之作，更是清代语言学史上成就较高的小学要籍。
后由清代文字训诂学家、经学家段玉裁注序。
扩展资料：
段玉裁的文献整理成就：
段玉裁不但在整理文献的实践中作出了不朽的业绩，同时他总结实践经验，又提出很多卓越的见解，诸如“改字”问题、误校问题、分别作者之是非与本子之是非等，卓识宏议，发人之所未发，至今为学者所称道。
关于“改字”问题，总的说来，他是主张“勇改”的，认为当改则改，知错不改反而会留下后果。但是他同时又反对妄改、擅改，因为妄改、擅改会造成更恶劣甚至难以挽回的后果。
甘苦有得之言，发人深省！段玉裁校书不迷信古本，而是主张依靠自己的学识，善加判断。他分析经书的“疏”与“经注”本来都是各自单行的，各家所守的“经注”以及单行的“疏”受授不同，其字其说龃龉者多。
自《十三经》合刊注疏音释，学者能够识别其源流同异的并不多。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仅仅依靠古本来校勘经书的文字，已不能够解决问题，最后只有凭借自己的学识作出抉择。《十三经注疏·释文校勘记序》指出：“顾自唐以来，而徒沾沾于宋本，抑末也。”
可见段玉裁不独鄙视俗本为不足据，就是通常以为的精善宋本，也亦去其积误而探其义理以定是非，这就恐怕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了。
他认为校勘者必须具备深厚的学力和扎实的基本功。段玉裁在校勘方面的绝诣，有很多校例已为当代发现的敦煌写本、阜阳汉简所证实，不能不令人叹服。
其所著《古文尚书撰异》勘正今本误字甚多，当时无别本可参，仅凭理校，今与敦煌写本对校，每多合者。
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云：曾以《尚书》残卷《益稷》、《禹贡》两例“持与段氏《撰异》对读”，其中段氏所定“脞字从肉”、“繇字不从草”等例。
“今照此写本，段君之言为定谳矣”。又如段玉裁在《诗经小学》中判断《诗经.墓门》“夫也不良，歌以讯之”的“讯”为“谇”之误，安徽阜阳汉墓出土的《诗经》竹简正作“歌以谇之”，证实了他的判断完全正确。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广雅疏证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段玉裁
9.请大家都说说阜阳的文化底蕴和精神典范吧
阜阳人杰地灵 文化底蕴异常深厚 在历史上，位于淮河中游北岸的阜阳，不仅是物产丰富、人文荟萃之地，而且也是个“襟带长淮、东连三吴”的交通要冲。
阜阳拥有辉煌而悠久的历史，孕育了包括春秋战国“三子”（老子、庄子、管子）、魏晋“三曹”（曹操、曹丕、曹植）、华佗、陈抟等在内的众多古代名人。宋代文坛的“顶尖高手”，如欧阳修、苏轼、杨万里、黄庭坚、晏殊、周邦彦等都曾在这里做官，留下了大量称颂阜阳的优美诗篇。
执唐宋八大家“牛耳”的宋代大文豪——欧阳修更是“归根”于此，作为自己的最终归宿，并没有魂归江西故里。 当初，欧阳修由扬州移知颍州的时候，尤喜欢颍州西湖，并写诗赞之曰：“菡萏香清画舸浮，使君不复忆扬州。
都将二十四桥月，换得西湖十顷秋。”晚年后，他又自号“六一居士”，长期居留于此。
北宋神宗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66岁的欧阳修卒于颍州西湖（现阜阳西湖）私第。数百年来，欧阳修的子孙依旧繁衍在皖北大地，人数已达数千。
历史上的颍州西湖曾与杭州西湖难分伯仲。宋代诗人杨万里说：“三处西湖一色秋，钱塘汝颍与罗浮”，汝颍即是指今天的阜阳。
曾在阜阳为官的宋代大文豪苏轼更感叹曰：“大千起灭一尘里，未觉杭颍谁雌雄”。 明代《正生颍州志》载：“西湖身三十里广三里，水深莫测，广袤相齐。”
《大清统一志》云：“颍州西湖名闻天下，亭台之胜，觞咏之繁，可与杭州西湖相媲美”。古今称颂颍州西湖风景之美的诗篇多达259篇。
阜阳民俗文化也非常丰富： 一、民歌 民歌：阜阳民歌感情朴实，曲调流畅，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鲜明的淮北特色。曾经广为流传的有《逃荒》、《摘石榴》、《十大绣》、《看戏》、《货郎子调》、《李玉莲》等。
吹打乐：乐器有班鼓、边鼓、手板、大锣、小锣、水镲、大镲、架排云锣、班笛、小喇叭等，音乐豪爽奔放，善于表现喜乐欢腾的情绪。 锣鼓棚子：是船民鼓乐班，多以边舞边鼓的行乐出现，演奏气氛热烈。
响乐班：以吹管乐为主，即唢呐班，用以婚丧嫁娶活动。 二、曲艺 阜阳在安徽省享有“曲艺之乡”的美誉。
据初步调，源于或流散 全市的曲种有淮词、清音、莺歌柳、琴书、坠子、道情、大鼓、评书、三弦书、端公戏、灶书、莲花落、杠天神、讲圣谕、相声、大小铙等近20种。 三、舞蹈 阜阳民间舞蹈有40多种，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强烈的地域特色，其中花鼓灯舞蹈已蜚声海内外，自立于世界舞蹈之林而别具风姿。
龙灯舞：是阜阳人民最喜爱的民间舞蹈之一。表演时，整个龙灯摇头摆尾，蜿蜒起伏，时而上下翻飞，时而卷缩盘结，表演场面威武雄壮、气势磅礴，活灵活现，引人入胜。
斗牛舞：是阜阳搬运工人从乡间生活中？？牛抵头的趣事中得到启发编排出来的。斗牛舞语汇简单、粗犷、豪放，表现出搬运工人剽悍、爽朗、顽强的性格特征。
狮子舞：表演时，由一男一女训狮武士各执绣球，引狮入场。在热烈欢腾的锣鼓声中，扮狮人表演狮子的各种动作，如：抖威、炸毛、摇头、摆尾及窜、跳、滚、扑、站、卧、翻等，还可表演上高桌、滚绣球、走梅花桩等高难度技巧。
三仙会舞：流行于阜南朱寨一带。表演时，3个高大的巨人，左右摇摆，前仰后合，在民间打击锣鼓伴奏下自由地表演。
肘歌舞：肘歌由“座子”（执撑者）和“架子”（表演者）组成，内容以传统折子戏为主，在鼓乐配合下，且行且舞。 赶犟驴：由民间老艺人李贺轩1935年创作，舞蹈表现新婚媳妇骑毛驴回娘家途中的趣事。
竹马：从民间祭祀活动演化而来。舞蹈时，锣鼓声声，旌旗猎猎，表现了马队驰骋疆场，奋勇杀敌的战斗场面。
打玉扇：表现1对青年夫妇在赶会途中发生的趣事，二人载歌载舞，反映出青年夫妇爱情生活的甜蜜和美满。 花鼓灯：早在宋代就在阜阳流传，属安徽省三大花鼓灯流派之一。
其表演形式是：由“领伞”引出“鼓架子”（男演员）和“兰花”（女演员），上场表演歌舞，主要是跑队形。传统的队形有走四门、五朵花、三引场、蛇蜕壳、别篱笆、满天星、二龙吐须等，全场队形变化均由领伞指挥，节奏欢快、气氛热烈。
四、文化活动 阜阳的传统庙会和民间灯会也是一条色彩斑斓的群众文化活动风景线。传统庙会除开展大型民间商贸活动 外，也利用庙会唱大戏、演杂技、说曲艺、玩杂耍等。
阜阳有名的灯会有界首灯会、颍州灯会、沙河灯会等，颇受群众欢迎。 五、戏曲 淮北梆子本称梆剧，又称高梆、土梆。
其源系秦腔传入阜阳后吸取当地流行的坠子嗡、灶王戏及民歌小调，逐渐衍化成具有淮北地方特色的梆子剧种。 今年是欧阳修诞辰1000周年，阜阳市以此为契机，大力弘扬传统文化，创造先进文化，建设文化大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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